又说，孔子的礼教不废，人权民主自然不能不是犯上作乱的邪说，人权民主运动不高涨，束手束足意气销沉安分守己的奴才，哪会有万众一心反抗强邻的朝气？[11]陈独秀、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者坚决反对孔子礼教，其一在于它的社会性质、时代性质。

不仁体现在既崇敬又不是因为他的有用性而利用它，而对万物、百姓表现为超功利。自朴即自性舒展，自我完成而不会遗失。

如67章就说：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在此意义上，直和径无疑体现了效率趋向。故《老子》主张不盈(4章)，不仅不盈，而且在精神上不欲盈(15章)。以柔弱处事，不敢为天下先，首先是勇于放弃。不以兵强天下，即是不以己加于他者，而是回到自身。

摘要：在《老子》中，道路只有两条：道与盗。如我们所知，《老子》亦不绝利，所谓善利万物也，即以道来主导利，而不是直接将利作为首要原则。第五，就其作用而论，国学作为一种学术，并非现代科学意义上的所谓学科，而是一种具有柔性国家意识形态性质的理论或学说。

真正的经学绝非什么社会科学，而是在家族社会、皇权时代的生活方式中生长起来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的学术表达，不仅渗透在那种生活方式的方方面面中，而且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将来只有一种知识思想的方法：科学实验的方法。他试图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统一切，但这种历史的眼光其实是西方现代实证主义历史学的眼光，在这种眼光下，历史就是国故，即是已经过去了的故纸，是与主体意识无关的客观的东西。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实质上是对经学的一种解构，且并未给出建立国学的路径，原因在于它不过是实证史学的一种尝试。

一种是现代性意义的国家（nation），例如中国、美国等等。现今史学中的所谓专门史大致如此。

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经学的时代确确实实已经过去了。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强调：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不仅如此，甚至那种严格照搬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方法的做法，也都是值得商榷的。

说他们无知，是说他们竟然不懂得区分前现代的民族国家概念和现代性的民族国家概念。于是又有文学院系、史学院系、哲学院系的机构区分。[13] 且以六经或者五经而论，在现存文献中，真正最为古老、堪为中华文化典籍源头的其实只有三经：《诗经》、《书经》、《易经》（《周易》古经部分）。当然，这种国学的经典诠释，尽管有时仍然可以采取传统注疏的形式，但其实已不是前现代的经传注疏，而是现代性的、或者应该说是当下性的诠释，作为这种诠释结果的思想观念不是前现代的，而是当代性的，即是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国的思想观念。

具体说来，这个学说以《诗》《书》以及《周易》为根本经典，而扩展到六经、儒家十三经、儒、道、释的经典系统。在国学奠基下的中国现代学术，一定要体现中国的中国性。

第四，就其地位而论，国学并非与文史哲等等相并列的一个学科，而是可以统摄诸学科的一门奠基性学术。但须注意，这里的国家乃是前现代意义上的、皇权时代的、作为中华帝国的中国，而非现代性意义上的中国。

如今凡是以某种方式解释经典的做法，甚至传统的注释方法，都被冠之以时髦的经典诠释，实在是对诠释的误解。真正的国学也应当是这样一个具有一种系统结构的单一学说，即是传统经学那样的一元的统合学术。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国家远不等于政治，更不等于政府，而是指的一个社会生活共同体，这个共同体中既有政治国家，也有公民社会。所以，我想在此特别强调提出三经这个概念。当然，中国思维方式并非没有分析，例如《周易·系辞传》就说过：方以类聚，物以群分。所以，严格说来，真正的国学不是现代科学或现代学术意义上的所谓学科，而是一种具有柔性国家意识形态性质的理论或学说。

这在美国学术中表现得尤为鲜明，从作为美国的国家哲学的实用主义哲学到美国的政治哲学，实际上在统摄着美国的各门社会科学研究，服务于美国性（Americanness）。[⑧] 现代范式的史学，上文已有说明，其本质是一种西方科学实证主义，其立场是客观化，其特征是对象化，总之是不切己的，不是为己之学（《论语·宪问》）。

[⑤] 甘阳：《从民族-国家走向文明-国家》，思与文网站（www.chinese-thought.org）。[⑦]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初版。

然而历史学家总是由当下的生活所生成的、具有不同主体性的人，结果我们看到的总是不同主体的不同的历史叙述。儒学作为现代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恐怕不大可能成为一种刚性的政治国家的国家意识形态，但却应该、而且必将成为一种柔性的公民社会的国家意识形态。

[①] 这样研究出来的国学决不可能是真正的国学，毋宁说只是南辕北辙的葵花宝典、文化自宫而已。这种经学并非重建，而是简单地回归，即是简单地保存经学的原有学术形态——狭义的汉代经学、或者广义的自汉至清的古代经学。nation意谓现代民族国家，如League of Nations（国联）、United Nations（联合国）。将来只有一种知识：科学知识。

国故这个名词，最为妥当。国学之国意味着文化立场上的中国性（Chineseness）、而不是什么客观性。

第二，就其方法而论，国学并非学术史（史学）那样的对象化或客观化的科学研究，而是经典诠释。现代所谓学术史本质上只是一种实证史学、而非国学。

这种研究，事实上是用那种属于现代西方社会科学模式的史学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经学对象，颇有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意味。这种分科研究具有两个基本的特征：其一、它是分析性的，而非综合性的。

真正的国学的研究方法，应是经典诠释。这固然是史学，然而绝非国学。中国传统的学术也有自己的分科，从孔门四科到十家九流、七略、四库莫不如此，但这种分科却自有其一以贯之的精神、立场、原则、方法，诸科从而构成一种具有系统结构的单一学说。四、就其地位而论，国学并非与文史哲等等相并列的一个学科，而是可以统摄诸学科的一门奠基性学术。

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发现，现有的似乎红红火火的重建经学的两种路数，其实都是大成问题的：一种路数其实是经学史的研究、而非真正的经学。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拒斥任何西方的东西、包括汉学的东西。

但这不仅同样是不可能的，并且根本上就是不应该的。这里涉及民族、国家、国学的概念问题。

所以，我们今日的任务不是什么重建经学或新经学，而是建构真正的国学。严格来说，经典诠释并不是现成既有的某种诠释者和某种被诠释经典之间的事情，既不是我注六经，也不是六经注我（《陆九渊集·语录上》），恰恰相反，诠释者和被诠释经典都是在诠释活动之中生成的，我称之为注生我经——注释活动生成了我和经典。